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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成评《鼠疫与近代中国》︱谁缔造了近代中国

鲜成评《鼠疫与近代中国》︱谁缔造了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

《鼠疫与近代中国》,[日]饭岛涉著,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378页,118.00元

1910年11月7日,哈尔滨傅家甸出现了两名从满洲里坐火车而来、贩卖毛皮的猎人。他们一路奔忙,生意做成之后,没过几天就患病死去,死前一个月,还没有什么症状,而死前的几天则情况异常:高热寒颤,胸痛咳嗽,咳出了大量的泡沫血痰,很快就感到呼吸困难。两个猎人死去时皮肤发黑,十分骇人。其实这一症状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个月俄租界也有此传说,然而却乏人关注。

接触这两个猎人的当地人随后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更可怕的是,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光傅家甸就死了五千多人。接着传来消息说,从哈尔滨坐车回长春的人中也不幸出现了死者,不久,长春当地死了约有两千人,第二年1月份,奉天、大连、北京、天津、保定、旅顺、烟台、济南,都出现了类似的死者(《鼠疫与近代中国》页110,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这种引发连续不断的死亡的传染病,就是“鼠疫”——后来被伍连德确认为“肺鼠疫”,经《鼠疫与近代中国》作者饭岛涉统计,肺鼠疫由黑龙江省西北部经铁路南下,蔓延至整个东北约七十个县,死亡总数达到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二人。

俄国对此反应激烈,向哈尔滨的新街区和码头派出了军队,还设置了防疫线,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不许中国劳工进入已割让给俄国的沿海州,并禁止他们乘坐东清铁路的列车。饭岛涉指出,俄国欲借肺鼠疫流行之机,加深其在中国土地上的政治介入,他们要求派遣俄国的医师进入傅家甸展开调查,理由也相当充分:这一地区与租界相邻,如果措施不协调,不能真正起到防疫作用。与此同时,日方也提出自行派员办理防疫。

当时清廷对东三省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深惧主权遭到侵犯,于是,在1911年1月7日召集军机、外务部、民政部,研究“干预防疫交涉如何设法禁止,以保主权”,否决了俄国人“吉江两省之俄境,添重兵隔绝交通,以阻鼠疫之西渐”的提议:“查此项疫症实发源于贵国,因贵国未能严防,遂至传入敝国,正拟开正式交涉,乃贵国突有此强硬之要求,殊属无理至极,所请驻兵之处碍难依议。”(转引自张春燕《1910-1911年东北鼠疫灾害及应对措施》)态度虽然鲜明,问题仍然突出,中方能否真正解决鼠疫问题呢?俄国,日本是否可能找到其他干预口实呢?

时任奉天交涉司交涉使的韩国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防止无端的争议及干涉,他主张将此事国际化、公开化,希望通过西方的介入,让东北的防疫问题变成举世瞩目的公共问题,尽可能争取控制事件的主动性,在奉天发现首例肺鼠疫患者后,他立即函告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的驻奉领事官“督宪已饬民政司督率卫生医院筹设临时医院以备查验留治,及购办一切消毒药料,并饬巡警认真检查,以防传染”(同上)。这一思路贯彻始终,在不久的万国鼠疫大会中,韩将“组织绘制《东三省防疫图》一一呈送各国医员,受到大家高度赞赏”。他的做法确实也达到了相应的政治目的,在防疫期间,西方多国派人调查防疫情形,并认为,“东省防疫事宜成效卓著,疫事可望不日消灭”,而驻京英德公使“颇为颂佩京师防疫之方法”,称赞道:“防疫政策为中国创举,此次竟能先事预防,未至蔓延,足征中国进步实为外人意料之所不及。”(同上)

清廷实际受到的压力非常巨大,哈尔滨作为商业城市,西式医院却相当不足,相关公共卫生措施尚未建立,如果说这只是显在的不足的话,当时社会、文化因素对防疫的阻碍才是最致命的,也最易授人口实。这一问题,在赵园、马立志的论文《清末东北鼠疫与习俗改良初探》中多有揭示。比如,春节劳工返乡是多年的传统习俗,政府无论如何宣传,始终难以撼动固有观念。在大众防疫知识缺乏的情况下,肺鼠疫通过火车,船舶的传播,导致疫情一度失控。该论文认为,鼠疫的传播路线几乎和劳工回乡过年的路线一致。又如,大众对病死的亲属隐瞒不报,这源于死者为大的观念,而人们将死者土葬或者抛尸于野外,则使得疫情进一步扩散,很显然,民众不能理解清政府所谓的隔离制度。即便老中医也难以幸免。尽管“视死如归”,由于缺少隔离观念,他们终不免与中医信众同归于尽。据统计,中医群体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西医,甚至高于其他群体(据《伍连德在哈尔滨》一书统计,西医殉职率为5%,医学生3.4%,中医44.4%,骑警6.3%,厨师6.7%,士兵5.7%,杂役18.5%,页114)。再如,百姓狂热迷信宗教活动,反对消毒、隔离的科学措施。最突出者为黄巾教,他们宣称入教便可避免鼠疫。这进一步扩大了感染人群。

1910-1911年满洲里鼠疫沿铁路线传播

1910年,傅家甸坟场上尸横遍野

伍连德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派往哈尔滨指导东北肺鼠疫防治的。1910年12月27日凌晨,抵达哈尔滨仅三天的伍连德便进行了一场尸体解剖,这被视为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提取样本并加以检验后,他找到了鼠疫杆菌,确定了流行病是鼠疫。根据以往的知识,鼠疫(腺鼠疫)主要通过跳蚤传播(啮齿动物—鼠蚤—啮齿动物或人),让他十分疑惑的是,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东北,跳蚤是如何活跃起来的呢?通过对病症特征的比较,伍连德想到另外一种传播的可能性:飞沫传染。他认为,这次与以往不同,流行的是鼠疫的另外一个类型——肺鼠疫。然而,这一提法当时并未真正地受到重视。

伍连德(1879.3.10-1960.1.21),马来西亚华侨,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与此同时,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开始使用自己的防疫办法——捕杀老鼠。俄国随后也仿效这一做法,奉天的巡警甚至以每只七枚铜钱的价钱收购老鼠,这种做法非但无效,还具有巨大隐患。比如,收容鼠疫病患的医院作为最大的传染源,没有得到应有处置,真正的传染无从防备;即使是为了防止腺鼠疫传播,做法也欠妥当,因为百姓很可能将老鼠藏起来待价而沽,让后果无法预估——1894年香港鼠疫即有报道,市民藏起老鼠,等待涨价后卖给政府。后来,法国著名防疫医学专家梅尼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接触病人而死,这件事情终于引起了关注,大家认可了伍连德的观点。

伍氏口罩

随后,伍连德申请政府将火车停运,隔离病患,并要求同他并肩战斗的医生戴上他自创的伍氏口罩(两片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沿用至今,当时成本仅二分半钱),不久又发现了防疫过程中的一个巨大漏洞,即前面所说的,尸体未能正确处理所导致的大规模传染的问题。伍连德在后来的报告中分析了客观原因: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结,致使官民未能将尸体深埋。《伍连德在哈尔滨》一书详述了他向朝廷申请集体火葬时面临的困难:这种正面冲击社会习俗的做法使清廷多有疑虑,因为焚烧尸体可能导致规模更大的民变,后来通过伍连德的支持者的多方努力,才得以批准。

伍连德主持的尸体焚烧

《鼠疫与近代社会》一书中还提及,为了积极控制患者,伍与巡警不惜动用抓捕、镇压、强制隔离等强硬手段,这被作者认为也具有重要意义。就今天的传染病、流行病学知识来说,防控鼠疫已经相当容易,抗生素的出现,对鼠疫杆菌的杀灭更是效果显著,整个防控技术相当成熟,几乎到了不值得专门表彰的地步,可是就百年前的医疗技术而言,一旦感染肺鼠疫,就几乎无可挽回。伍连德曾在万国鼠疫大会时悲伤地说道:“从这次鼠疫爆发开始,我们使用的预防和治疗手段,都是依赖腺鼠疫所提供的大量数据,但是,在傅家甸获得的经验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当初对手中握有的鼠疫疫苗和免疫血清的期待。”(《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页27) 因此,当时事件的重心在隔离与消毒,但所牵涉的问题却不在医学,而在社会、政治层面上。

《奉天国际鼠疫报告》

隔离情况图

书中总结了大量的措施细节,比如东三省总督锡良设立的奉天防疫局,措施就近似西方现代:首先是整顿组织,设置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户口调查部、检诊部、消毒部、隔离部、药科部、微生物实验部,各地设置防疫所,隔离人群,焚烧患者房屋;同一时间,还尝试由学堂教员普及卫生思想,对各地的戏园、妓院、浴场、饭馆、屠宰厂、旧货商等采取停业甚至取缔的措施,将保持清洁作为鼠疫防治措施的重点,公众防疫和个人防疫相互结合;为了确保清洁,制定了《卫生清道之规则》,派遣卫生专员,在监督垃圾处理的同时,还制定了由清道夫处理垃圾、派遣有医师率领的清洁队等规则。

奉天各区清洁调查实施成绩

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吸引眼球的地方,但可以想象,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通过书中部分案例足可窥见一斑,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竞相暴露,使得锡良不惜动用军队,以阻止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页123)。然而作者不无肯定地说道,1910-1911年的鼠疫流行,给予清政府推行卫生制度化的契机,随后北京,天津,上海的现代卫生制度初具规模,中国逐渐认识到,卫生事业具有广泛的政治、外交影响,民族主义的观念也渐次形成。

防疫战经过六十七天便取得了奇迹般的成绩,至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亿万生命得以挽救。由此引发的问题颇值得玩味,在一个如此落伍的地区,全面落实一套现代化制度,究竟需要些什么?按照作者的意思可归纳为,中国因为反对外国以鼠疫防治为由干预中国内政,随后才建立现代化的卫生制度,换句话说,若无外部条件的倒逼,则没有中国内部的制度革新。如果把此一结论用于分析上海,天津等地的卫生制度,同样有解释效力。

以上海为例,1910年11月于上海闸北考察腺鼠疫防治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长斯坦利就说道:“这次闸北的腺鼠疫发生,对租界拓展而言就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建议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强硬的措施”,在防疫过程中,他提出,“华警如不能弹压流民保持秩序,工部局遂不得不代为处理”(工部局卫生处档案,ul-16-2865,Memorandum on Proposed Barricade)。为防此事发生,上海道台刘燕翼和宁波帮的沈仲礼与医院及闸北警察署进行了会谈,11月20日,工部局宣布同意华人自主检疫,《申报》代表华人发表评论说:“第一,勿以为查验鼠疫事,工部局已允通融而任意秽污,不加修治,第二,当知自立医院亦当随时查验防疫,如防水火盗贼 此乃公共卫生。”(《申报》,1910年10月25日)据《医疗、卫生与世界中国》所述,华人报刊以“授人口实之可恨”“授人口实之可忧”“华人竟自愿放弃主权乎?”为题目,报道华人居民不注重卫生而被西人查处,带有明显的鞭策华人的用意。同时中国的公立医院实施了挨户检查,地方政府相关措施也相当合理,“南宁路相反方向的房屋,从天宝里起,用铁板加以隔离,防止携带腺鼠疫菌的老鼠侵入。另外还包括老鼠的捕获、同地区的交通封锁、居民的体检、预防接种、对住宅的检查与消毒,尸体处理”(《申报》,1911年3月21日)。华人的自主检疫没有引发任何社会动荡,取得的效果更让工部局无话可说,在随后防治传播自东北的肺鼠疫时,工部局也明确宣布,华人患疫,查验、隔离、诊治,概由华人医院自行办理。

至于天津,当地的巡警,商务总会也予以积极回应,商务总会设置了防疫保卫医院,由中国的医师进行检查和诊断,各个地区都配以董事进行检查并报告患者情况。广仁堂还设置西式医院,内有研究所、检查室和病房。他们的意识相当的明确,“倘若华人置之不理,恐不免外人出而干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在这之后,作者还分析了大连关东州的类似情况,但是否可由此推论,外国人对中国卫生行政的干预绝非一时一地之事,凡有租界的城市,都有相同的现象和中方的类似态度呢?

《伍连德在哈尔滨》

1917年伍连德所参与的山西鼠疫防控,也许可以作为另一项证据,《伍连德在哈尔滨》对此事做了记录。据伍连德的了解,鼠疫从8月开始爆发于绥远,9月下旬传入包头,10月中旬传入土默特齐和归化,11月由萨拉齐贸易的商人传入山西大同县。12月下旬,绥远的疫情已经十分严重,已经蔓延至达萨拉齐,紧接着就是丰镇。鼠疫由西向东,缓慢、稳定而清晰地推进。伍连德意识到,如果传到大同,鼠疫便再难控制,因此必须在丰镇设防。此时还有两名作为志愿者参与防控的美国医生,他们一路追踪鼠疫,比较了解情况。这两名医生告诉伍连德,当地官员根本不听他们的建议,甚至不承认鼠疫的存在。伍连德凭借自身威望,引起了当地官员的重视,他建议,立即建立传染病医院和隔离病房,阻断由西向东的交通,来往行人须由卫生人员检查后发给路条才能通行,并控制在大同、张家口、南口的人员来往,然而,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却是彻底封锁要道,结果行人从乡村绕道,致使疫情很快在农村传播开来。不久之后,一起偶然事件,让伍连德彻底出局。

1918年1月10日,伍连德麾下的一名美国医生,按常规取走一名死者的脾脏,目的是避免鼠疫扩散,但没有清洗和缝合尸体,也没有为之穿戴衣帽。对死者家属而言,这是极为不敬的轻率之举。狂怒的死者父亲当场召集同乡,想要杀死这位医生,不久便发展为民众的仇洋情绪,事态逐渐失控。情绪激昂的民众闯入医师驻地纵火,防疫队的工作难以为继。伍连德是由外交部调派的,并没有指挥全权,而此时主政山西的阎锡山担心中央政府介入,干脆让各地自行推进防疫工作。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伍连德被迫离开山西。而后果则是惨痛的:据估算,死亡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

这种案例是否多到具有统计意义,尚不清楚。然而这种明显带有“冲击—反应”色彩的解释模式,始终让人警惕。毕竟,理论层面的逻辑推导,与鲜活、丰满的历史细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不过,目前讨论近代政治与医学问题的著作,也并未产生实质性的解释范式的突破,《鼠疫与中国》所提出的问题,依然需要我们直面。

在这本书中,作者着笔较多的,是中国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过程,比如卫生行政中的不足与进步,最重要的是讨论了防疫效果与现代卫生制度的相关性。同时,通过比较日本在台湾推行卫生行政的经验,作者提出一个观点——现代卫生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员,使政府成功地介入社会。本书最有洞见的部分,是作者通过分析国民政府为了恢复国际地位收回检疫权的努力,勾勒出中国现代卫生制度背后的逻辑。笔者认为,从医学史观察政治社会史,带给读者的也许是不一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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