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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在莫桑比克“拓荒”的中国人

特写|在莫桑比克“拓荒”的中国人 10月末,正是南部非洲旱季的尾巴。发源于南非与博茨瓦纳的林波波河,像一条青色的弧形筋脉,在黑黢黢的河床里蜿蜒起伏,张翁搏动,一路向东,在非洲大陆东南角的莫桑比克城市赛赛(Xai-xai),静静注入温暖的印度洋。

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驱车向北,快要抵达加扎省(Gaza)首府赛赛前的一段路程,沿途荒野丛林遍布,无人认领的芒果树果实丰盈,星星点点的牛群在草木间觅食散步,穿戴鲜艳、头顶水罐的黑人农妇偶从小块散耕的农田中穿梭而过。这是林波波河下游平原的日常景象——这片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为整个莫桑比克贡献了40%的国内生产总值。

莫桑比克农民

以林波波河下游为代表的莫桑比克的多数平原,资源禀赋出众,被赞誉为“拥有海南的气候、汉江的水资源、东北的黑土”。然而,这方水土肥沃,却不丰饶。

莫桑比克1975年从葡萄牙独立,此后经历了长达17年的内战,是联合国确定的48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该国有80%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农耕技术仍十分古老;可耕地面积为3500万公顷,已开发耕地却只有600万公顷。尽管拥有优越的产粮潜力,但囿于资金、技术等限制,莫桑的农业发展仍受滞碍,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农业部数据最新显示,莫桑比克2018年的大米进口量为62万吨。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首次在北京召开峰会,在中非农业合作框架下,提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农业投资,进一步参与非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机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

在此背景下,一群中国人飞越了印度洋,出现在了莫桑比克的广袤原野里。

“非洲第一大农场”

2019年10月,南半球的春季,莫桑比克的播种季。数十名身着橘色制服的莫桑比克农民在加扎省赛赛西部林波波河下游的一片水田中撒下水稻的种子,黑色泥浆水中映着一排生机勃勃的倒影。远处的田垄上,一名莫桑工人正在中国同行的指导下驾驶着一台美国约翰·迪尔牌的拖拉机在肥沃的黑土之上徐徐前行。

这片方圆2万公顷的土地,是被誉为“非洲第一大农场”的莫桑比克万宝项目。

2007年,在省际友好关系框架下,加扎省政府赠予湖北农垦300公顷土地建立“湖北-加扎友谊农场”。四年后,一家湖北民营企业万宝粮油接管了友谊农场,并获得了加扎省政府以象征性租金(事实上并未收取)提供的2万公顷土地的50年租期合同。2013年,中非发展基金(CADF,下称中非基金)联合中葡基金共同向万宝投资,力图将万宝做成中非农业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但万宝项目自落地以来就一直命途多舛。

2013年起,林波波河下游连续两年洪灾泛滥,田地颗粒无收。2014年,原本运营万宝项目的湖北民营企业又因国内项目出现债务危机,资金链断裂,万宝项目濒临破产。

莫桑比克农民在万宝项目播种

遭遇危机后,中非基金接下了“烂摊子”,并在两年内与民企、农业企业、承包企业等多方接洽。2017年9月,项目最终被交给了曾承建莫桑比克北部纳卡拉走廊铁路的中铁二十局集团莫桑比克有限公司(下简称中铁二十局)管理,万宝项目重新步上正轨。

尽管经历坎坷,但没人能否认这个项目巨大的影响力。一位莫桑比克人告诉记者,当地人几乎认为,谈论“万宝”就是谈论“中国”。

万宝项目一经落地,得到了历任莫桑比克总统的支持。2013年,前总统阿曼多·格布扎(Armando Guebuza)曾考察万宝农场,并亲自将万宝生产的大米命名为“好味道”(Bom Gosto)。为方便生产运输,现总统菲利佩·纽西(Filipe Jacinto Nyusi)上一个任期期间,加扎省政府还修建了一条连接万宝基地与莫桑比克交通主动脉南北公路(EN1)的道路。

之所以能收获来自莫桑比克官方的背书,万宝依托了一种特殊的“公司+农户”合作种植模式。万宝将开垦出的部分土地交付当地农民,农户可赊账从万宝购买优质的中国稻米种子,万宝也会提供农机、技术方面的指导与服务,最后万宝依照合同,扣除成本收购农户种植的大米,农户亦可平价购得万宝生产的大米。而其余的土地,则由来自中国的农民种植,起到示范和技术转移的作用。

“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是可行的,不能期望非常高的经济回报,社会价值、民生效应,还有自己的可持续性经营,这些都是必要的。” 据中非基金派至万宝的董事刘宁川所述,即便是在万宝最困难的两年里,合作种植也没有停,在当地反响很好。

万宝项目基地,写着“好味道”(Bom Gosto)的仓库

45岁的莫桑比克农妇安娜·费尔南多(Anna Fernando)是与万宝合作的450个莫桑比克农户之一。自从2015年加入万宝的合作种植项目起,她每天5点到9点在自己位于万宝农场的2公顷合作种植田上劳作,她使用万宝提供的种子、农药和技术,一季的收入约30000梅蒂卡尔(约合人民币3000元),供养着一个18口人的大家庭。

与中国人交谈时,安娜虽面露局促,但坦言道,“现在的米更好吃了,生活更好了”。 加入万宝的四年内,安娜家盖起了两间新房。其中一间茅草搭起的土屋中,摆着一台小型电冰箱、一辆自行车,屋外架起了一块太阳能板,旁边一群羽毛斑斓的鸡鸭正啄食着谷物。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历史悠久,从派遣援非农业专家,到建立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方式不一而足。而随着援助方式的改变,许多中国农业企业开始到非洲开始带有商业性质的经营活动。其中,莫桑比克的万宝则是为数不多的,也是最大规模的粮食作物项目——这意味着其与非洲的粮食安全息息相关。

“在莫桑比克,通过与中国在水稻产业链上的合作,我们成功提升了水稻产量。”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部长伊吉诺·马鲁莱(Higino De Marrule)11月1日表示,“在莫桑比克的中国公司把他们的技术和知识转移给了我们,中国与非洲、与莫桑比克的农业合作正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前进。”

围绕“圈地”的口舌之争

“在贫穷国家启动大型农业项目的众多‘陷阱’中,该项目已经成为一个教训,这是一个政治、抗议和自然灾害的故事……”2017年5月23日,彭博社在一篇题为《从莫桑比克到密苏里州,中国建立全球粮食网络》的文章中对万宝项目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中国试图“为未来争取充足的粮食”。

自从万宝项目落地莫桑比克以来,从不缺乏媒体的曝光。然而,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媒体和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在莫桑比克农业投资的叙事常常绕不开三个主题:“圈地”、“愤怒的农民”、“紧张的土地关系”。

关于“圈地”的叙事,不外乎指责“中国企业免费获得了莫桑比克大片的土地,将中国农民带来这里种地,并将生产的粮食运往中国”。这与十多年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关于中国在莫桑比克赞比西河谷建立“农业殖民地”的谣言不谋而合。

但事实上,西方学者早已证伪过这个命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SAIS)主任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aurah Brautigam)在解读中非农业合作的《非洲将养活中国吗?》(Will Africa Feed China?)一书中指出了这则“虚构故事”中显而易见的谬误:大米在莫桑比克被视为战略性作物,且将大米运回中国的成本十分高昂。而实际上,截至目前中国仍未在赞比西河谷有任何农业投资,莫桑比克政府还因此多次辟谣。

中非基金派至万宝项目的董事刘宁川也对这种“圈地”叙事做出了回应。他指出,莫桑比克耕地面积很多,约40%以上的可耕地荒废,万宝项目占地面积对莫桑比克来说是很小的,而且截至目前万宝生产的大米完全都是在当地销售的。

“我们项目的土地都是自己开荒开发的,水利设施也是自己投资新修的。”刘宁川还说道。

中铁二十局委托经营管理万宝项目后,完成了配套的水渠恢复700公里、沟渠淸挖100公里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而据中铁二十局员工李京华介绍,在中铁二十局接管前,万宝还在赛赛市西贡巴林村为当地农民建了一所学校。

此外,中铁二十局莫桑比克公司总会计师李彦斌表示,万宝也按照政府的配比雇佣当地工人,并为其足额缴纳社保。之所以有中国农民来种地,是为当地农户起到示范作用,并为其提供种植指导,一定程度也能保证产量。

万宝大米加工线上的莫桑比克工人

“万宝是一个投资项目,不是援助项目。”曾多次前往莫桑比克中非农业合作项目进行考察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对澎湃新闻表示,“但是你会发现,当地(政府)是有很多附加条件的,他(们)给了这么大规模的地,是让(中企)做一些基础设施帮他开发,并且若几年内不开发他(们)就有权给收回去。”

2013年和2014年,林波波下游平原连续遭遇洪灾造成万宝农场颗粒无收,但张传红指出,洪灾背后也存在人为因素。由于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上游国家为治理国内洪水考虑,泄洪至莫桑比克,而后者却未能修建起抵挡洪水的基础设施。

“南非人说,我们每年给莫桑比克很多钱让他进行治理,但是他们(莫桑比克)也没有治理。”张传红表示,“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是当地政府做的,但是当地政府做不了,就靠这种方式吸引外来公司,万宝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在林波波河下游,有7万公顷的土地(可以使用),可是最终还有2万公顷的地无法使用,而且地也没有被归还到政府手中。”加扎省新任农业厅厅长丹尼洛·拉蒂孚(Danilo Latifo)也指出,“重要的原因就是种植的环境、种植的机械设备导致了种植效率落后,老百姓把地要走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用上。”

然而,开垦荒地时期由土地关系不清引起的“农民的愤怒”则确实存在过。

据彭博社2017年5月的报道,加扎省一个名为FONGA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称,5年前,8000名林波波河下游地区农户失去了土地,引发了抗议。布罗蒂加姆则通过邮件告诉澎湃新闻,她于2014年与FONGA的劳工活动人士座谈时,一些人想要得到“自己声称可以使用土地的补偿”,另一些人则想要中国农民离开。但布罗蒂加姆本人并未看到民众抗议。

张传红也提及,自己2013年在莫桑比克时,时任万宝项目负责人罗浩平描述的土地刚刚被开发时的状况:“如果不进去,那地荒着没人管,但一去开采,(农民们)就拿着锄头来了,跟你打架,身体接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参与万宝合作种植项目的莫桑比克农户安娜家

根据莫桑比克法律,土地所有权为国有。但通过两种方式可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一是对土地的长期占有或实际占有,也就是依据风俗习惯长期占有土地,或是对土地的使用达到10年以上;二是通过土地转让许可制度获得对土地的租赁使用权,租期可达50年,到期后仍可续租。

万宝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属于后者,且万宝使用的土地由莫桑比克政府成立的林波波下游水域灌区公司负责管理。但可以看出,由于莫桑比克有关土地法的相关规定自身存在一定矛盾之处,当政府想要把土地集中用于项目投资时,难免会产生纠纷。

“很多非洲的法律都是这样两条并行的,既尊重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引起冲突的根源。”张传红表示。

“这些(指责)发生在项目开始的阶段。” 林波波河下游水域灌区公司主席阿曼多?乌西瓦尼(Armando Ussivane)称,“当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起来了,引进了合作种植的模式,在两季之后,很多农民都从中受益,他们建起了新房,一些甚至买了车,发生了很多变化。2015年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好了。”

“……他们原本以为他们将免费为中国人工作,就像早前的‘齐巴罗’(chibalo,葡萄牙语,意为强制劳工)一样,因而不信任中国人。但在他们看到那些加入的人前景已经很不错,于是他们便有些后悔了。”布罗蒂加姆也在自己的书中记述了2014年合作种植户所说。

中非基金的刘宁川也指出,当地农户及政府欢迎万宝项目的投资,认为中国投资带来了就业、收入及技术。

“那些真正热爱他们国家的人,明白事理的人,对中国还是赞誉有加的。重点是在没有成为利益共同体前,非洲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西方的那一套说法,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梁华君2010年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莫桑比克,对当地已十分了解,他对澎湃新闻如此说道。

“我认为,只要外国人来从事了当地人能做的工作,就会受到批评,也会引起人们对外国人接管的担忧。即使是西方人,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布罗蒂加姆在接受澎湃新闻邮件采访时表示,“但如果万宝能够培训当地农民,并让中国农民为其提供服务和建议,这种方式在非洲是更有效的。”

不过,布罗蒂加姆也认为,万宝项目目前采用的模式是“临时的”。“在转移了知识和技能后,中国农民将不得不离开。”布罗蒂加姆称,对于中非基金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寻找有实力的非洲农场成立合资公司。

“能够养活世界的一片大陆”

以万宝为代表的对非农业投资项目,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商业运营模式在中非农业合作实践中的可行性。但这种模式,会是“双赢”的吗?

据《金融时报》2012年的一篇报道,英国公司Mozfoods 2004年就来到莫桑比克从事大米和园艺产品生产,也同样使用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的订单种植模式——但他们到2012年还未开始盈利。

“我们基本上承担了100%的风险,而且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早雨、晚雨、害鸟问题,这些都是风险很大的。”Mozfoods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艾什克罗夫特(Philip Ashcroft)表示。

“莫桑比克政府有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这可以通过贸易抑或是本地生产来实现,然而本地生产必定是一个长期目标。”布罗蒂加姆也告诉澎湃新闻,“非洲生产的大米在价格上几乎没办法与亚洲的大米竞争。”

由于灾害常常导致粮食欠收,民众又曾因食品价格上涨而抗议,莫桑比克政府自2010年以来就对进口大米实行零关税制。这也意味着,产自莫桑比克当地的优质、新鲜丝苗大米,无法竞争过市场上廉价的越南、泰国陈米。这种有价无市的局面,让农业投资项目很难盈利,也难以扩大规模。

“(万宝)项目是中莫产能合作重点项目之一,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开展农田水利基建,这是莫桑比克目前最薄弱的,也是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中铁二十局与中非基金管理人员提出了万宝项目的困难所在。根据中铁二十局提供的信息,目前万宝刚刚实现封闭式运营的收支平衡,未能扩大规模的原因也在于缺乏对基建的投资。

与此同时,莫桑比克政府也希望中国扩大万宝项目的种植规模,惠及更多当地农户。

“农户是很想加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希望更多私营部门加入,但是万宝也需要进行更多投资,扩大规模,这是很大的问题。”林波波河下游水域灌区公司主席乌西瓦尼表示。

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部长伊吉诺·马鲁莱(Higino De Marrule)参加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组织(AGRA)会议

“(我们)愿意与外资开发机构进行协商,如果多边机构愿意与我们商谈股权合作,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中非基金的刘宁川也对第三方合作伙伴持欢迎态度,但也坦言,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投资。

“所有的资金都是趋利性的,农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张传红指出,这也是为什么万宝项目暂时未获得来自第三方投资的原因。

三方合作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有些三方合作涉及到很多方,实践起来特别慢,效率就差一些。”张传红指出,“三方合作有时候也很难界定(贡献率),在评估的时候成本也很高,很难界定哪些是谁的功劳,哪些是谁的缺陷。”

“但如果说世界银行出钱,中国公司出力,当地政府是业主,这种合作也还是很好的。”张传红也给出了另一种建议。

在谈及与国际组织进行三方合作的优势时,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组织(AGRA)中非农业合作项目副项目官陆昕清对澎湃新闻表示,“国际组织能够帮助寻找和连接在非洲国家合适的私营企业和研究单位作为当地合作伙伴,加强中国项目和非洲利益相关各方之间的联系。”

同时,陆昕清认为,在与国际组织的三方合作中,国际组织会对项目和评估(Quantatitiv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M&E)有更高的要求,这有利于国际上认可中国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农业领域,人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势头。

今年6月27日,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联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7方共同发起了《关于加强中非水稻领域南南和三方合作的倡议》,旨在利用各个合作伙伴的优势,加强中非在水稻领域的合作。

而在距离赛赛以南240公里的博阿内县(Boane),中国在莫桑比克一个重要的农业援助项目——拥有13年历史的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CITTAU)已经开始了这种实践。目前,示范中心与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国际绿色超级稻项目进行了合作,也与世界银行在灌区运行管理方面拟加强合作。

“世界的人口正在增长,非洲是仅存的拥有可耕种田地、能够养活世界的一片大陆。” 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部长伊吉诺·马鲁莱满怀希望说道。

(Diinsider联合创始人、福布斯杂志专栏作者李博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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